【特稿】孫萬國︰華國鋒與天安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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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特稿2009年5月9日】
“1976年 「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糾察隊。北洋軍閥鎮壓學運也只打死十幾個人。「一二九」運動蔣介石也沒敢開槍。當時我沒想到用幾十萬大軍來嚇住。這只有 （鄧）小平才有這麼大的氣魄。…面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把坦克開進北京城來，用機關槍掃射，簡直不可想象。現在老百姓明白了，什麼共產黨，子弟兵都是假的.”
——趙紫陽談六四事件
“天安門事件是主席親自抓的…，開始北京民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是，當暴徒搞反革命暴力時，我們就要以革命的暴力來對付。這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後來我們拿起棍子[但沒有出動坦克和機槍——筆者注]，中央[毛主席]明確交待，可以還手。”
——姚文元談四五事件
在某些方面來說，先前學界對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晚年的理解，要 比其它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于中共高層政治的現實。“文化大革命”的包袱確實讓中央政治局乃至全黨陷入尖銳的分裂與沖突之中。這一時期的歷史主角大體可分為三 批人馬︰一是被稱為“四人幫”的激進分子——這一稱呼在某種程度上出自毛本人的誤導。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鄧小平為其杰出代表，盡 管周與鄧之間的關系遠比人們想象的復雜。 三是以華國鋒為代表的一批人物，既是文革前中共體制中的骨干，又是文革受益者。他們在這一時期的作用極其突出。但其突出之處，恰恰在于他們先前的革命資歷 甚低，而非由于特殊的政策走向或集體利益使然。這些人物之外，當然還有最為關鍵的毛澤東。他超然于各派斗爭之上，但也經常根據形勢的需要，不忌反復地出面 支一派，打一派。盡管到了晚年，重疾纏身，但他對形勢的掌控與主導，其實要比人們想象的更加介入。即以這一時期為例，1975 年溫和政策的決策者畢竟是毛，而不是周恩來和鄧小平，正如他先前是發動天下大亂的文革始作俑者一樣，“四人幫”不過是跟著起哄的追隨者罷了。
雖然學界對這一歷史時期的理解，大體不差，但就其研究細節來說，卻與事實相去甚遠。個相屢屢失真，總相必然偏離。在現存的黨史中，便不乏以訛傳訛，愈演愈烈的弊端。人們對于1976年4月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通俗認識就是一個例子。根據這些說法，極左的激進派要麼是經過精心盤算，要麼就是出于自身愚蠢，居然敢對尸骨未寒的周總理發動批判。他 們又與華國鋒及其它文革受益者勾結，共同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者，因為勾結的雙方都體會到當時深得人心的鄧小平的威脅，故不得不聯手應付天安門危機，盡 管極左派並不滿意華的高升。這一勾結，直到鎮壓之後，“四人幫”還處于陶醉情緒時，雙方的同盟關系才告破裂，這是由于華一心想鞏固自身的地位，而“四人幫 ”又難與其它“文革”受益者和睦相處。對于以上這類說法，筆者未敢苟同。鑒于現有史料諸多空白，又多自相矛盾，要對天安門事件中高層決策的來龍去脈徹底清 理，顯然不可得。但也無妨在此嘗試有別于前人之說的歷史重建。
引子︰周恩來葬禮，清明節來臨，南京事件
4月初天安門廣場上大規模的自發游行示威，無疑是中國百姓對中 共當局的首度挑戰。導致這樁嚴重事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城市居民感到他們所愛戴的總理沒有得到應有的哀榮，人們也覺察到上層對于周恩來一生的功過評 價存在著斗爭。清明節本是祭奠先人的掃墓日，隨著清明的臨近，形勢越加嚴峻。緊張局勢始于一月初總理去世隨後，當局限制人民的悼念活動。其中最聲名狼藉的 有“五不準”︰不準帶黑紗，不準送花圈，不準設靈堂，不準舉行悼念活動，不準掛總理像。但民眾對此置之不理。1月15日，追悼大會剛結束，中央就決定全面停止悼念活動，這就更加激化了群眾的不滿情緒。
群眾的不滿又不免與1975年 底展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聯系起來。他們的不滿，不僅是“批鄧”，也是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乃至于對于毛澤東的信仰發生動搖。從上層到地 方的極左派執意批鄧，以捍衛毛的文化大革命，而群眾則浸沉于他們喪失了代表溫和和正義的周總理的悲痛之中，人民悼周，左派批鄧，這就構成了尖銳沖突的局 面。其實，極左的四人幫未必希望總理早逝。他們認為在此批鄧的節骨眼上，周的不合時宜的棄世，只會沖擊 “批鄧”的政治運動。當局急于結束悼周活動，其目的也是為了能盡快開展批鄧。總之，隨著運動在2、3月份不斷升級，人們很自然地把對于鄧小平1975年搞整頓的批判，認為是對周總理的批判——盡管事實上周並未積極參與1975年的政策，而鄧小平的整頓決策原本基于毛的授權，有些甚至是出于毛本人的授意。妙的是，最早把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右傾”聯系一起的，反而是極左派。他們掌握官方媒體，偶爾對周進行不點名的批判。 人們對此，未必盡知個中原委，但總本能地感覺到官方批判右傾必然會損及周恩來的身後聲名。 引發天安門事件的初始原因，雖說是1月間對群眾悼周的悲痛之舉突遭打斷，但此一情勢很快便與“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的派系斗爭糾纏起來。 許多地區出現了反對四人幫的呼聲。政治局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其中一個條就是關于如何開展“反右傾”運動，多數成員不主張采取當年紅衛兵大串聯的那套文革方法，而要把運動置于黨委控制之下。3月24日，毛主席批發了這一決議。 然而也就在這一天，南京事件爆發，對于稍後的天安門事件構成了重要影響。
24日那天，南京醫學院的學生在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園獻上了當地悼念總理的第一個花圈。這一行動本身並無獨特之處，北京從3月 中旬就開始了類似的悼念活動。問題在于，一位攝影師記者取走了花圈上的挽聯。他未必出于惡意，但流言則說他是受了“上海幫”的指使。第二天，學生們為此在 南京市區貼出了“誓死捍衛周總理”的標語。何其巧合，當天上海的左派《文匯報》也發表了頭版文章，聲稱“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扶上台”，文章雖未點名，但讀者心知肚明，這是影射周恩來。與此同時，當局又下令禁止人們前往雨花台，這無疑是火上加油。此後幾天，學生不顧禁令，繼續游 行示威，並張貼批判《文匯報》的大字報，從3月28日起，還點名批判張春橋和江青。這些消息迅速傳播開來，觸發了其它地區類似的活動，特別是華東地區。 鑒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形勢愈演愈烈，王洪文在觀察了兩天之後，遂于4月1日，代表中央下令江甦省委清除大字報，並制止反革命言論。按鄧小平下台後，雖有華國鋒出任代總理，大約還是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4月4日，由于地方當局的敷衍， 仍允許群眾前往雨花台祭悼，這一地區的秩序大體恢復。但在北京，則事端迭起，形勢反趨惡化。
雖然當局封鎖新聞，但人們通過口頭傳播及開往各地火車和汽車車身上顯目的標語，南京事件的消息還是傳到了北京和其它地區。由此揭開了天安門悲劇的序幕。值得一問的是，4月初之前發生的這些事端到底意味著什麼、誰應為之負責？學者都說這是《文匯報》惹的禍。它在3月25日的文章里，明確把周總理與鄧小平的政治錯誤拉扯到一塊，人們反因此誤以為周鄧關系密切，也誤以為鄧的復出是由于周的提攜。 筆者在下文中會提到，在高層政治的漩渦中，鄧小平當然是天安門事件的焦點，盡管他與事件本身並無直接干系。而在下層，鄧岌岌可危的處境顯然也是一個因素，但他對局勢發展的影響其實微不足道。 不論是南京事件、或稍後的天安門事件，以及其它省市的類似示威活動中，鄧的名字只見偶然提及。 其原因當然是由于鄧已挨批，群眾的悲痛情緒反而集中在周身上，實質上是抗議毛和極左派對于周的不公正的待遇。“四人幫”對于周總理的敵視自然引起群眾的憤 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抨擊極左派時，依然使用了極左的文革語言。南京反對張春橋和江青的標語遠遠超過了幾個月前零星的批評。其嚴重程度連討厭“四人 幫”的其它中央領導也難袖手旁觀。正如汪東興在逮捕“四人幫”之後說的︰ “（天安門事件）攻擊主席，攻擊黨中央，不是反革命是什麼？有的同志說是對四人幫不滿，是有的，但那時也分不出，他們還在台上嘛！”
誰應對這種失控局面負責？迄今無論中西學者都把帳全算在江青一伙身上。根據此說，《文匯報》謗周的文章、先前對總理的種種大不敬，以及他們在天安門危機中的表現，都是“四人幫”為了制造政治分裂, 藉機把鄧小平趕下台。 在某一程度上說，中央的極左派當然要對這種局面負責——他們一方面不遺余力地“批鄧”，調門甚至高過毛本人設定的界限，一方面又完全蔑視人民大眾對周的感 情。然而，盡管當時人們認為張春橋是《文匯報》的後台老板，但迄今見不到有何史料證據。換言之，這篇影射總理、引起眾怒的文章到底是出于北京方面的策劃， 還是上海當地宣傳干部頭腦發熱的自發產物，值得一問。需知1973年鄧小平復出時，上海就有先例。當時上海的激進派領導不悉中央的安排，仍按“文革”那一套思維，私下批評鄧小平是走資派，以至于張春橋不得不出面制止。 再說，當時除了上海之外，其它地方的報紙並未轉載。由此看來，這一闖來大禍的奇文恐怕是出自地方手筆，而非中央。
此外于4月 初在杭州出現的活動，亦可旁證《文匯報》擅自詆毀總理的文章源自上海的當地領導。按杭州情勢的嚴重程度大約僅次于北京和南京。杭州群眾顯然受到南京事件的 感染，但似乎更關注鄧小平的命運，他們張貼大字報呼吁鄧小平不能下台，並贊揚他貫徹毛主席“三項指示為綱”的整頓政策。 最堪注意者，是杭州群眾在普遍反對極左時，其主要矛頭卻是指向地方領導人，特別是上海的第一把手馬天水。他們要求打倒野心家馬天水，追查他所散布政治謠言 ——顯然是指他在1975年6月向“四人幫”密報鄧小平企圖拉攏他的事。馬天水既是《文匯報》的頂頭上司，自然要為詆毀總理的舉動負責。
當然，最終的責任畢竟還是人所熟知的源頭----毛主席。簡而言之，毛對于周，一向不大感冒。這就慫恿了那些批周的領導人。周在生前屢遭毛的奚落。周在死後，也只見毛的冷漠。毛拒絕出席周的追悼會就是這種冷淡的體現。他不但拒絕了40名 元帥和將軍聯名請求他在追悼會上露面的建議，還說，他們是為總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題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 猶有甚者，毛還反對在悼詞中把周恩來說成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武斷地認為周不但自己反對文革，還影響其它人也來反對文革。他說，“總理是反對我發動‘ 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一小批，還有老的，都听他的；擁護我，高呼萬歲，是無奈的。我明白，這點我和總理的鴻溝是沒法彌補的”。這真是明白不過地顯 示出毛澤東深重的文革情結。對毛來說，未來的政治比過去的恩怨更重要，所以要壓制悼周活動者，未必是計較個人的恩怨， 而是考慮中國的未來。因此，他在一份動態反映上批了六個字，“悼念虛，復闢實”。為了讓人明白無誤，他還讓其佷子兼聯絡員的毛遠新向政治局傳達了這一指 示。
天安門廣場事件
以上所述關于天安門事件的背景，大抵有此數端︰群眾執意悼周， 而毛則設限低調。鄧小平失勢後，政局急劇左轉，引起人民廣泛的不安。毛澤東本人則在林彪事件後，威望日漸低落。而被視為總理對頭的“四人幫”更招來積怨高 漲。以下將首先回顧廣場事件，然後轉入本文分析的重點，即中共的高層政治，藉此以觀當局如何應對天安門危機。
天安門事件的輪廓倒也清楚明白。在3月19日， 首先是一批小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獻上了全國第一個紀念周恩來的花圈，也預示著清明節的臨近。這束花圈和隨後送去的花圈很快就遭清除。北京市公安局還奉命要 把到廣場送花圈者都記錄在案。顯然，花圈觸動了當局的神經。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就匯報說“這些花圈是階級斗爭的嚴重反映”。到了3月30至31日，“南京事件”的消息傳到北京後，花圈數量激增，天安門廣場上張貼的詩詞充滿了反對“四人幫”的情緒。涌入廣場的人數也開始劇升，從3月底到清明前夕，共達到了一百多萬。在這段時間里，當局的態度基本上可謂是謹慎從事。一方面，于4月2日 在廣場一隅設立了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衛戍區的聯合指揮部，並發布指令，謂清明節是舊習俗，要求各單位阻止職工走上廣場，又宣布南京事件是一場“ 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並沒有對廣場上的群眾采取大規模打擊行動，只除了審慎地逮捕了少數鬧事者，並移走了若干花圈外，並無其它亂象。因此，4月3日那天，盡管是個情勢緊張的星期六，廣場上並無亂象。
清明節這天恰逢周休日，大約一、二百萬人涌進了廣場。帶來了更 多的花圈、詩詞、傳單、小字報，以及即興演說和喧嘩。局面愈形緊張，人群中發生了零星的打斗，有些公安人員維持秩序受傷。走上廣場的絕大多數只為表達他們 對總理樸素的感情，但也有不少帶有明顯的政治氣味，把周恩來和時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聯系起來。但總的來說，他們對“四人幫”的指斥，主要是針對後者反對 總理的行徑，而非針對具體的政策或政見。另一方面，雖然廣場上出現過數串“小瓶”，但公開提到“小平”的卻很少，甚至比不上外地。這表明，盡管大伙擁護鄧 小平，但即便在此情緒激昂的廣場上，人們還是自覺地遵守政治上的底線，不敢公然反對當前的批鄧運動。如在南京一樣，廣場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舉動，不外是或 明或暗地攻擊政治局里的極左人物，尤其是江青與張春橋，還有姚文元，但似乎無人針對王洪文。
當然更加敏感的問題，是對毛澤東本人的不滿。廣場上的憤懣，不 僅間接地觸及當前的政治運動，還觸動了毛生平最感自豪的文化大革命。少數個別的大字報與演說，盡管沒有指名道姓，顯然是沖著毛澤東而發。比如有一幅十分醒 目的標語，即表達了對周恩來的懷念、對極左人物的痛恨、與對毛的大不敬。它說︰“我們要周總理，不要佛朗哥（即毛澤東），更不要那拉氏（江青）。”當夜幕 降臨後，燈光之下，人們放眼所見的是層層堆滿于紀念碑前獻給周總理的花圈，正對著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的肖像。這就構成了一幅象征周、毛對抗的巨大畫面。這 種畫面在周恩來生前，當然是不可想象的。對于這一嚴重的挑戰，政治局當然不能坐視不理。正如汪東興七個月之後解釋的︰群眾到天安門悼念周恩來沒有錯，但攻 擊政治局委員就成問題，攻擊毛主席則更是大逆不道。
于是，政治局決定在清明午夜過後搬除花圈，清理廣場。當晚滯留在廣場上的少數人群也遭拘留。到了5日清晨，所有花圈和大字報果然都消失了。由于當局事先未加解釋，丟失花圈的消息便迅速傳播開來。早上8點，廣場上聚集了近一萬名激憤的人群，後來的人數更是成倍地增加，很快就發生了官民的對峙和摩擦。人們擠滿人民大會堂的台階，要求還我花圈，並掀翻了一輛高音喇叭廣播警惕階級敵人破壞活動的警車。下午5時許，群眾又搗毀和點燃了聯合指揮部。整個事件，根據現場目擊的英國外交官Roger Garside的報導，直到此刻，警察和民兵都還非常克制，沒有進行逮捕。到了燈光亮起時，群眾已逐漸減少。6點30分，北京市長吳德播放講話，謂有一小撮壞人利用清明節制造政治事端，呼吁“革命群眾立即離開，不要受到蒙蔽。”吳德的講話反復播放後，人群進一步減少，只有數百人仍滯留紀念碑周圍。晚間11點 左右，警察和民兵終于沖進了廣場，對人群進行一陣短暫的毒打，並把受害者拖上卡車拉走。之後宣布廣場戒嚴，但並未嚴格執行。次日至廣場向周恩來表忠的人數 仍達數千之眾。他們照樣獻上一束花圈，但這回民兵並未干預。有些人也照樣聲討江、張、姚（也還是未提王洪文），但氣氛已較日前平靜，當局亦未進一步的鎮 壓。總之，大規模群眾的抗議已遭瓦解，天安門及其周邊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秩序。
在轉入討論共產黨的高層如何回應及處理危機之前，有必要簡略考察一下，是哪些社會與政治力量實際推動了天安門事件。Garside（嘉 賽德）認為，其中有為周恩來鳴不平，有對毛澤東的反叛，有對中國前途的憂慮，以及對鎮壓者的抗議。嘉賽德和其它觀察家也認為，幾乎中國所有社會階層的代 表，包括最貧窮無告者，都參預了這一抗議活動。而來自國務院各部委，解放軍三總部的花圈，乃至身著貴服的高干出現，也意味著高層勢力的影響。 的確，三周之後，4月26日， 姚文元對《紅旗》雜志社的談話時就說︰“為什麼這時要爆發天安門事件？（即使）沒有悼念總理為借口，也要爆發……我看一是批鄧深入了，打中了黨內資產階級 的痛處。一是保護大官們的利益，和資產階級法權有關。”他繼續說，盡管廣場上工人階級最多，但知識分子才是“最野蠻的”真正鬧事者，尤其是科學院、七機 部、外交部的那些人。他也特別提到了高干子弟。 姑且不論其社會根源，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群眾的組合，就像南京等地一樣，既有對上層政治一無所知的人，也有略知上層內斗底細、卻未必精確的卷入者。但這兩類 人的共同之處，就是一致緬懷他們熟悉的周總理，一致痛恨極左人物。
不管工人和知識 分子在事件中起了什麼作用，姚文元所持天安門事件“總要爆發”的估計，在筆者看來，未必站得住腳。試想，若無悼念總理這樣名正言順的藉口，若無當局壓制悼 周活動因而激起普遍的憤慨，那麼，就算民眾對文革日益不滿，在尋常情況下，這種大規模情緒的大爆發，有可能說發就發麼？更具體地說，正如筆者下一節要探討 的，假若當局遵守北京市委與群眾達成的默契，讓花圈在原地保留數日，待得群眾情緒平和之後，則流血事件未嘗不可避免。再說，盡管不少人藉機發泄他們對時政 不滿，但絕大多數群眾並未公然挑戰當局的批鄧運動，這說明民眾本在自覺地克制。如果當局稍安毋燥、妥善疏導，亦未必引爆天安門事件。畢竟引爆這一事件的導 火線，是關于周恩來的問題，而非鄧小平的問題。至于中上層機關干部的作用，姚文元的說法亦有夸張之嫌。當時有一椿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參加追悼活動的單位 逐漸升級，先是小學生上街，後有中學生，最後才是中央政府機關。這說明機關干部也在謹慎地解讀當局的容忍程度。更關鍵的一條是，並無任何跡象表明高層領導 曾在背後操縱事件。廣場上的抗議活動確實是來自基層民眾，也許正如張春橋所說的“匈牙利事件”。但鄧小平並非納吉，其它高層領導亦未插手。身居高處不勝寒的當權人物從骨子里就明白，如果表態支持天安門前的民眾，則無異于政治上找死。鄧小平對這一點比誰都清楚。他不但自己不去廣場，還囑咐子女也不要去。當江青等人指控鄧小平曾至廣場坐陣指揮時，華國鋒和汪東興都表示懷疑——毛澤東當然更不會相信。
危機處理︰4月1日至6日的政治局決策
由于現有材料存 在許多漏洞與空白，即便可查的關鍵資料亦不可全信。一些當事者所提供的情況又帶有誤導性，更不用說各種臆想與編造。此外一些重要的史實（如出席政治局會議 者名單，或若干重要情節發生的前後時序），也有相互矛盾的記載。當然還有一些恐怕永無答案的基本問題。因此我們恐怕很難完全吃透當局在應對這場史無前例的 危機中的政治操作。多年來流行的說法，認為它是一個“由凡是派（即華國鋒等文革受益者）和極左派合作聯盟”的決策過程。但在筆者看來，這只說對了一部分， 即當時在政治局中說得上話、辦得了事的，確實只有這兩撥人。 在4月7日之前，依然健在的老革命家們根本沒有參與過政治局會議，雖說鄧小平（或許還有李先念）出席了4月5日的會，但當時他處于面對詰難的地位，會上只能保持沉默。
上述流行之說， 還意味著華國鋒等人與極左派的利益是共同一致的。但實則不然。而且，雙方成員的個人行為也當分別考察。此外，主要角色的相對權力也是個因素。比如說，江青 氣焰甚旺，幾乎足以左右政治局。而王洪文則親臨廣場，負責督導中央的部署， 這或與他是全國民兵總指揮有關。但他的態度顯然與極端的江青有別。諸多材料表明，他倒是發揮了某種緩和的作用。吳德作為北京的最高地方長官，在貫徹落實中 央對廣場的反應上，甚至發揮著更為直接的作用，盡管他在政治局中的影響力不大。華國鋒則始終主持政治局會議，又兼公安部部長，也是毛澤東即將選定的接班 人，但是根據事件真相的現有證據，看不出他享有強有力的領導。最後則是毛澤東本人的問題。許多跡象顯示，由于身罹重疾，他處理政務的能力大受限制，只能做 出被動性的反應。但至少就關鍵全局的決定而言，他仍然不改其發動者與主動者的本色。此外，猶有毛的佷子毛遠新。他的角色至關重要，可惜易遭研究者的忽視。 他是毛澤東的耳目和主要信息渠道，並負責根據自己的理解把主席的指示傳達給中央。
盡管我們要將事件的具體細節拼接起來困難重重， 但有一點很清楚，政治局作為一個領導整體，面臨著必須做出強硬果斷決定的嚴峻挑戰。這和13年 後的天安門事件差不多，處于第一線的領導，如趙紫陽，對下既要應付廣場上風雲突變後果難料的局勢，對上又要應付一位其意志和感情都不容忤逆的至高領袖。雖 說高層內部先前存在著矛盾，處理天安門危機時也有不同的主張，但誰都不希望——包括鄧小平在內——任由廣場上對毛澤東的有形挑戰繼續下去。
危機時期，政治局召開的第一次緊急會議，一直開到4月1日 深夜。會議集中討論了南京的事態，正確地認識到它的意義絕不限于地方，必然影響至全國。出席會議者只有六人︰華國鋒、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和兩位官史不願 點名的人物（筆者按，當是陳錫聯和紀登奎），但肯定沒有張春橋。會議雖由華國鋒主持 ，但出面召集會議並作會議記錄者，卻是毛遠新。他是否根據主席的授意而召開，後人不得而知，總之不見他傳達主席指示。會議討論了三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南京 事件及其所引發的全國性悼周與攻擊江、張、姚的情況。會議又激烈地討論一份在南京流傳的“周恩來遺囑”。這是一份偽造的文件，大加張伐江青，大力贊揚鄧小 平。為此，會議決定向全國發布正式通報，警告人民不可上當。此外會議還部署了五一勞動節的安排，確定鄧小平不得參予，並向全黨基層組織傳達毛澤東從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批鄧的諸次講話。2日凌晨，毛遠新起草了這次會議的書面報告，上呈主席。但毛澤東直到3日才表示認可。主席為何拖延，毛遠新為何不親口匯報，個中蹊蹺，迄今是迷。這一延遲或許與毛的健康狀況有關。也可能是他需要時間好仔細斟酌有關五一節中央領導班子的公開亮相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影響（詳見下文）。
與其它幾次稍後召開的政治局緊急會議相比，我們對4月1日會議的了解甚為有限。南京事件的處理雖說是極左派提出的，但幾乎可以肯定，它取得了這次出席會議成員的共識。再說，開會的情況看不出極左派有主導會議之勢。理由是︰一者，張春橋沒有出席，而王洪文也始終未發一言；二者，華國鋒主持會議。試想六天前（3月26日）召開的批鄧擴大會議時，王洪文仍是會議主持者。如今由華主持政治局會議，說明權力正轉向華國鋒。這一轉變在4月7日 的危機結束之後才告正式完成。在危機出現之前，中央領導人的排名並不明朗︰華國鋒雖躍居國務院代總理，但王洪文在黨內的地位仍然高過華國鋒，而且還負責中 央的日常工作。關于安排五一節活動的討論，則進一步突顯了這種曖昧狀態︰即與先前按高低排名集體露面的傳統做法不同，這次會議卻別開生面地將領導人分成三 組，分別在不同的地點露面。這一微妙的變化為何始于4月1日， 筆者只能揣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多年來王洪文和張春橋負責華東地區，尤其是南京抗議活動主要對象為張春橋。他們或許考慮到與事件多少有些干系，所以不宜 主持解決南京問題的會議。此亦或可解釋何以張春橋索性避嫌不參加。另外一則原因，就是毛澤東對于黨內團結的考慮。這是他自林彪事件以後最為關心的大事之 一。正是基于這一心思，他看中了華國鋒， 認為華具備維護團結的素質，是激進派和老干部都能接受的人物。由于缺乏直接的材料，我們不敢斷定五一節的安排就是毛的主意。但考慮到這次會議既由毛遠新提 議，則筆者根據中國政治邏輯的推論，或可謂雖不中亦不遠矣！此外，這次緊急會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沒有下令鎮壓南京事件，也沒有將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此一決策，若視為一個風向標的話，則意味著中共當局對于稍後的天安門事件也可能做出類似的處理，即不鎮壓、也不做反革命定性。但另一方面，這一克制很 可能反而鼓舞了北京市民上街，造成事態的惡化，轉而促成江青等人的鐵腕對付，終于導致廣場流血的悲劇。
清明節晚上，政治局再次開會討論天安門前的局勢。王洪文在前一天，即4月3日黎明前來到了廣場，打著手電筒察看花圈和悼詩。四人幫垮台後的報導都說，王洪文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追查何以反動詩詞還未清除。但王洪文去廣場的直接效果卻是，3日這天當局始終克制，而且這種克制態度以不同形式一直保持到5日晚上。在4月4日召開的會議上，又是毛遠新作會議記錄。如同4月1日 一樣，也未見他在會前傳達主席的任何指示。會議的首項議程是听取吳德匯報天安門的局勢。身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吳德，肩負著直接應付局勢的責任。歷 史也將把他同當日和次日發生的事件永遠聯系一起。他的政治生涯也必將受此牽連。在會上，吳德詳細匯報了花圈的數量、參加的單位和廣場上的群眾類型。他不否 認廣場上出現了反動情緒，而且又拉扯上鄧小平，但他主張對事態做進一步的調查，認為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關鍵是用軟辦法，多做群眾的工作。至于花圈則可 轉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其實，吳德的手下先前已和廣場上的“群眾代表”達成默契，允許花圈保留到4月6日。吳德後來說，他的提議得到當時會上所有人的同意。這次會議雖說有人提到了天安門前某些的“反革命活動”，但和處理南京事件一樣，誰也沒說這是一場“反革命事件”。
不幸的是，大約夜里10點 鐘，姚文元接到了廣場上的《人民日報》記者寫的一份報告，並在政治局會上傳閱。這使得使氣氛驟然突變。報告突出了反江情緒，引起江青的勃然大怒。她要求即 刻動手逮捕冒犯者。其它人——包括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也贊成動手。江青還責罵吳德是老右派，“中鄧小平的毒太深”，當然也就怒斥他打算把問題再擱 置兩三天的設想。吳德被迫自我批評，然後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商量，研究動手抓人的可能性。吳忠認為這麼做只會激怒群眾，局面反而更難收拾。吳德向政治局 匯報了這個意見，但政治局卻堅持逮捕。事已至此，會議便進一步討論了預防措施里調動武力的問題。江青主張出動部隊。這一主張得到軍隊最高領導人陳錫聯的支持，但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都反對動用軍隊，認為只應當使用警察，特別是以工人民兵為主力。華國鋒則同意王洪文等三人的意見。
另 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置花圈。吳德繼續堅持他的建議，希望多做兩天群眾工作，而江青則氣憤地表示，這等于姑息反革命分子。會議進行到了午夜，江青突然要 求在天亮前清除花圈，說清明節已過，沒有理由再拖。吳德則拿出薄弱的借口企圖拖延，聲稱沒有足夠的卡車和工人完成這項任務。會議僵持了一陣，大家一言不 發。最後華國鋒只好要求吳德盡力而為，爭取當晚解決。許多年後吳德回憶說，如果華國鋒當時支持他，天安門流血事件也許可以避免。但在當晚吳德別無選擇，他 必須執行政治局的決定，對付這場他自己先前所謂的“鄧小平蓄謀已久的反革命事件”。
華國鋒和吳德在4月4日 會議上的發言後來都成了遭受批判的口實。以華為例，他在會上宣稱“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煽動群眾，很惡毒的。”這 顯然是他在《人民日報》記者的報告造成會議氣氛急轉直下後所做出的反應。如果考慮到當時政治危機的大環境和會議的特殊氣氛，華國鋒的這些話其實是情有可原 的。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當局追查天安門事件時，這似乎是批華者唯一能找出的一條罪狀。即便在1980年華國鋒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時，當道對他在天安門事件中的表現也說不出有任何實質性的錯誤。總的來看，我們不妨說，只要天安門前的事態允許，他就會傾向采取溫和的立場。至于吳德，在天安門問題上，後來受到了更加嚴厲的批判。的確，他在4月4日的發言要比華國鋒走得更遠。回顧起來，他最大的罪過便是直接詆毀鄧小平，把廣場事端與鄧小平自1974年 以來的作為掛起鉤來。這包括指控鄧小平從事大量的輿論準備、宣傳批林批孔是批周公，反經驗主義是揪總理，說張春橋要奪總理的權等等。這就引導了後來政治局 所作的決議。可是讓人迷惑不解的是，在他說了這些批鄧的話之後，江青仍然指責他深受鄧小平的毒害。我們只能猜想，鑒于廣場上的局勢和高調的“批鄧”運動、 尤其是他深知毛澤東對鄧的日益不滿，吳德覺得必須扯上鄧小平。因此他在會上宣稱，天安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最為嚴重的逆流”——這一說法恰恰觸動了毛 的最大心病，即耽心有人如1967年的“二月逆流”那樣，反對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吳德這番批鄧的過頭話，再加上翌日發生的事情，最終只能落得一個災難性的下場。
關于4月4日 的政治局會議，還有一椿不同尋常的情況。根據現有可查的文獻，政治局開會時，不僅沒有接到毛澤東的任何指令，而且許多帶有嚴重政治後果的決定，都在尚未請 示毛澤東之前便已拍了板。諸如清除花圈、標語和傳單，向廣場周圍派出大量民兵（主要力量）和公安警察，以及動用衛戍區部隊作為後備力量。繼4月1日之所為，毛遠新在5日拂曉前又給主席寫了政治局會議的書面報告。其後毛澤東圈閱報告時，清除花圈的行動恐怕已告結束。而且王洪文沒準也已經在早晨5點10分去了廣場，親自指示聯合的治安力量，應付即將來臨的一天。
王洪文親駕廣場一事也值得分析。四人幫垮台後大多材料都說，王洪文和北京民兵總指揮馬小六的關系密切。馬小六也因為在4月5日晚的暴力鎮壓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後來遭受懲罰。這種說法似乎過分夸大了王洪文與馬小六的交情。也夸大了馬小六的罪責。馬小六在5日 晚不過是執行政治局的命令。關于王洪文的廣場之行，我們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的說法。他在檢查清除花圈的工作後，便去了廣場角落上的三聯指揮部，下達了當天工 作的指示。當看到夜里被抓的人受到虐待時，他還進行了干預，制止了毆打，指令民兵自我克制，因此當天民兵的表現都比較約束。王洪文在指揮部訓斥馬小六等人 時，還特別提醒他們毛主席對于民兵的教導，即“民兵是工人階級先進的武裝力量”。因此在對待群眾時，首都民兵必須高標準地嚴守此律。
政 治局決定立即清除花圈，也是個少有的舉動。這可能是共和國史上第一椿未經主席點頭就干的政治性決定。也許在當時的政治局看來，清除花圈不過是小事一樁，用 不著驚動病重的毛澤東。或許他們也認為，移走那些討厭的花圈，正符合毛本人的意願。然而政治局敢于拍板的能耐，也就到此為止了。下一步關于清理廣場的重大 決定，則又回到了人們所熟悉的政治程序，即必須請毛主席定奪。據青野和方雷的記載，鑒于廣場上的情勢沸騰，華國鋒便委托毛遠新請示毛澤東。5日 早上毛遠新來到了“游泳池”，與主席討論了廣場上的局勢。 這里須附帶說明︰毛澤東由于過去一年來健康惡化，他掌握信息的管道大受限制。臨此關鍵時刻，在很大程度上，他只能通過自去年秋天以來兼任聯絡員的佷子毛遠 新，來了解中南海牆外發生的事情，以及政治局處理危機的情況。對此，高層有人懷疑過毛遠新在傳達主席指示時可能夾帶個人私貨，但又不敢追查他傳遞消息的可 靠性。
總之，毛遠新在4月5日上午面見其伯父時，列數了鄧小平的罪狀。並報告說政治局對如何平息廣場騷亂，仍未取得一致意見。 對于毛遠新的指控，說鄧一手策劃和挑動了廣場上的反革命事件，毛似乎並不相信。問有什麼證據，並明言鄧小平不是納吉，盡管張春橋先前說過鄧小平造成了一場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總之，政治局請就天安門一事定奪，才是這次會面的主題。為此，毛澤東批示了三條︰（1）肯定天安門廣場上的騷動是一次有組織的“反革命暴亂”；（2）同意政治局使用必要的武力，但不能開槍，不能調用野戰軍；（3） 鑒于鄧小平對這次反革命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治局“要讓他寫檢查…總之，他要認錯。”這幾條批示雖然給動用武力的程度定了框，也使得鄧小平不至于立 遭整肅，但也明顯地允許采用武力。為明確這一點，毛遠新特意再問一遍是否同意動武，毛澤東回答︰“對，君子動口也動手。”青野和方雷的書里認為，正是這句 話把天安門事件推向了流血之途。毛遠新在當天午後召開的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得到的反應不難想見︰到會的全體成員，包括鄧小平在內，一致支持。鄧小平 顯然是被激進派叫來開會的，張春橋指責他要對廣場上的騷亂負責。
可 是，政治局在落實主席的批示時，在“動口”還是“動手”的問題上，還是發生了矛盾。負責過擴充上海民兵的王洪文剛听完主席指示，就主張動員十萬民兵。吳德 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北京民兵總指揮的倪志福則反對出動如此眾多之數，說這可能造成混亂。理由是北京的民兵不像上海那樣優秀。此外，吳德，還有華國鋒，仍然希望在出動民兵前，對群眾的勸說工作能夠奏效。張春橋支持了這一想法，更建議使用電台廣播，勸說群眾撤離廣場。江青也接受了這個意見，盡管在會上她指責吳德害怕群眾。她要吳德本人去廣場承擔這項任務。于是吳德起草了廣播稿，經華國鋒審查後，政治局一致通過。廣播講話使用了當時的極左語言，警告反革命破壞活動，號召捍衛毛主席和黨中央，和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但沒有點鄧小平的名 ）。這個廣播稿顯然是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促人離開，也可能激化眾怒。它由吳德錄音，從下午六點半開始，不停地播放。
此後幾個小時里，隨著吳德講話的反復播放，廣場上的人群逐漸稀少。政治局決定進行廣播時，還規定了從晚上8時整開始武力清場。吳德和倪志福又前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與吳忠磋商。三個負責人都害怕流血，決定盡可能延拖時間，讓廣場上的人群減至最少。吳忠隨後前往廣場一側的革命歷史博物館，在那里協調清場的行動。8點剛過，華國鋒和陳錫聯便打電話詢問為什麼沒有動靜，但吳德等三人還是提出種種理由推遲行動。政治局有些不耐煩了，顯然是忌憚于毛的指示︰“動口不管用，就得動手”。最後，大約10點半左右，華國鋒和陳錫聯又來了電話，指示不能再拖了。吳忠還是使出最後一招︰命令打開廣場所有的燈光，並最後一次播放吳德講話，希望能再嚇走一批人群。當大多數人離開廣場後，晚上11時前後，暴力終于沖進了廣場。暴力的場面，大約持續了10到15分鐘，並且只使用了棍棒，沒有致命的武器，造成的身體傷害也較有限。盡管有關傷亡的傳言甚多，但事後查明，並無一人死亡（按︰數年後吳德、華國鋒面臨無情清算，其政敵追查天安門事件罪責時，亦無法推翻此一無人死亡的事實），遭到逮捕的人也相對較少（當場只逮捕了38人。其後布置追查，又陸續拘捕了260余人，先後共拘押388人。好在以務實著稱且勇于負責的華國鋒，雖不敢公然違抗毛澤東對此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定性，卻以秘而不宣的方式，在“四人幫”仍然當朝之際，便已釋放了224人。打到四人幫後的一個半月，又釋放了140人。十一大【1977年7月】,則全部釋放完畢）。然而，盡管主事者的初衷是盡力克制，廣場上畢竟流了血。這一當局鎮壓百姓的絕不光彩的形象，終將成為毛澤東接班人大感頭疼的問題。 （按︰華國鋒雖然早在1976年12月5日下發中央通知，謂“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這只是解決了事件的“實際問題”，避開了事件的“定性問題”。到了1977年3月， 華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天安門廣場的絕大群眾是好的。”這就表露出他對事件的同情與理解，甚 至是一種偷偷摸摸的平反。然而舉國上下依然余氣未消者，正在于事件的“性質問題”未得公開平反。華國鋒由于顧忌毛澤東的聲譽受損，其本人又是根基未穩、革 命資歷甚淺，在逮捕了毛的夫人與佷兒之後，更不敢擔待洋人所謂“非毛化”的罪責。故不欲遽然推翻毛對此“反革命暴亂”的定性。直到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 在元老葉劍英的鼓勵之下，華才“轉被動為主動”，指示林乎加的北京市委翻案，並代表黨中央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公開地徹底平反。”至此，在事發兩年半後，天安門事件的正式平反，終告徹底解決。相形之下，1989年發生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亦是出于最高領袖鄧小平的拍板定性， 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盡管第一線領導人趙紫陽有意緩和局面、節制高壓手段，更認為“定性不恰當，要改”,奈何在“老人政治”的格局下，非但無能為力，反而落身軟禁、抑郁以終。事發20年後，中共當局迄今不敢面對“六四”問題，給予公道真實的評價。綜觀中共建國後兩次天安門危機，華國鋒鄧小平二人對于事態之處理，與乎事後之平反，其手段之異，高下之別，不言可喻矣！）
不難想象，日後為此“四五事件”遭人詬病者，莫過于吳德。上頭說過，吳德所以走上前台鎮壓，實因他身在其位，不得不為的尷尬處境。但在事件處理過程中，他大體上一直主張采取溫和的手段。他的確在4月4日——可能還有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站錯了隊，批判過鄧小平，然而鑒于當時危機事件的壓力、批鄧運動的“必要”，以及他作為首都負責人不可能保持低調的事實，吳德的表現也許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未必可以寬恕。
在這件事上，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四分之一世紀後所撰其父親的傳記，或許可反映出鄧氏一家對吳德的最新評價。毛毛特意不提吳德在4月4日政治會議上的發言，而在提及4月5日的廣播講話時，則突出“吳德奉命做廣播講話”一句。這意味著鄧家理解吳德的身不由己。 毛毛在書中也似乎有意隱去陳錫聯不提，盡管後者長期是鄧小平山頭里的重要人物。 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主導中國時，吳德、陳錫聯以及其它所謂“新毛派”紛紛垮台。這一垮台的過程甚為復雜，在此不表。總之，在新的權力結構中，吳、陳二人成了擺平權力的犧牲品，但此結果卻未必與他們在天安門危機時期的反鄧有關。
如果說吳德迫于形勢的壓力，只能批鄧不能擁鄧，極左派則是一直藉著廣場事件伺機打壓鄧小平。最致命的例子就是5日傍晚，江青見毛。當時事態正在向晚間的暴力發展。根據毛澤東認為鄧必要對廣場“反革命暴亂”承擔責任的結論，她提議把鄧小平開除出黨。毛澤東沒有立即作答，但後來決定保留鄧的黨籍，並見之于4月7日 的正式文件。這一決定頗出鄧小平意料之外，也令他萬分感謝。此事一方面了表明江青對于鄧的極端敵視，另一方面也點明毛處理鄧的復雜心態。對毛澤東來說，天 安門的問題，實際上也是林彪事件後整個時期的主要問題，都關系到如何捍衛他的文化革命。正如他不久後說的，天安門事件是“沖著我的，總之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知道，鄧小平無論在政治上或在私人關系上，對他都是完全忠誠的，就像過去的周恩來一樣。但他最終斷定，鄧小平不會在思想上忠實于“文化大革命 ”。以他之見，鄧小平的問題不在天安門（要是鄧真的組織了廣場上的抗議活動，自然必須開除黨籍），而在于他1975年執行整頓政策時背離了“文革”的目標。從這個角度看，第二天《人民日報》文章所說“批鄧”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化”，倒是道出了問題的實質。
武力清場後，政治局在4月5日深夜至6日凌晨再度開會，听取了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對白天情況的匯報及防止新動亂的準備工作。劉傳新匯報說，已準備好了9個 營的衛戍區兵力，但又表示民兵和民警完全有能力應付局勢，只要允許使用棍棒。這又可以看作是吳德領導的市政府有意克制、避免動槍的態度。政治局同意動員更 多的民兵待命，以備不測，但又規定民兵不可草率出動。華國鋒明確了會議的共同認識，即“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已經發生。但他又冷靜地補充道，只要大家沉 著冷靜，正確觀察形勢，就不難取得勝利。最後，華國鋒提議通告全國，解釋前兩天事件的性質，並把通告呈交主席批準。毛遠新就在凌晨3時就這次會議白天情況寫出了詳細的書面報告。6日那天，主席在看了毛遠新的報告後，高興地批道︰“士氣大振，好！好！好！”當天晚上，政治局討論並通過起草的全國通告及北京市委的報告。次日上午，毛澤東同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份通告和吳德講話，但壓下了北京市委的報告。這些事宜處理完畢後，4月7日余下來的工作就是改組中央領導，確立華國鋒的接班地位了。
對 于這一危急時期的政治上的驅動與互動， 應當如何看待呢？在此有必要強調，無論是基層百姓還是高高在上的主席，對他們來說，這都是一個共和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巨變與震動。對于某些問題的處理，如鄧 小平的問題，當權者本有各自的成見，大約亦有腹案可循，容易取得共識。但面臨火爆廣場上的千變萬化，他們的反應則必然難得一致，也難以逆料。即以當時付諸 行動的高層決定而論，雖有4日夜至5日晨清除花圈的大敗筆，但當局總的傾向還是力求克制。體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如華國鋒和吳德，就明顯地表現出這種克制的政治傾向，盡管華國鋒在移走花圈的問題上屈服于江青，又下令吳德按時出動武力清場，表現出了立場上的不夠堅定。 至于政治局里的激進派，雖說他們都一致強調廣場事件的反動性質，並試圖藉機除鄧。但在如何使用武力問題上，卻意見不和。江青大喊出兵，主張霹靂手段，而張春橋、王洪文與姚文元則主張克制。據權威人士披露，江青和王洪文在4月5日上午的政治局會上有一段對話，突出地點明了這一分歧︰
王洪文︰“民兵和部隊可以多調點，但一律不能帶武器。”
江青︰“不帶武器，你讓我們的民兵和戰士拿什麼消滅反革命?”
王洪文︰“要帶武器可以呀！要開槍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擔這個罪名。”
這段對話雖然說的是軍隊，但它反映了王、張、姚三人在危機期間也一直傾向于緩和的立場。他們寧願動用工人民兵，而不願動用解放軍。這或可以部分地歸因于王洪文在發展上海民兵的角色，以及他基于文革經驗的認識，深知軍隊與人民對著干的危險性。 王洪文雖然在5日下午很快就提出動員大量民兵，但當天早上他也命令民兵保持克制。這天傍晚，局勢急劇惡化時，張春橋又提議使用廣播。這多少延緩和並削弱了動用武力鎮壓的不幸後果。
無論如何，從後毛時期的批判觀點看，造成天安門悲劇的責任在于“當時的政治局”。然而，正如青野和方雷不言而喻的質疑︰“華國鋒和政治局又執行了誰的決定呢? 是毛澤東? 是‘四人幫’? 還是毛遠新? 這恐怕是一兩句話很難說得清的。” 我們或許可以說，江青在政治局里的壓力，廣場上混亂險峻的情勢，以及毛遠新給雙方匯報時可能的歪曲，都是促成悲劇的因素。但歸根揭底，還是毛澤東的主觀和 武斷，決定了事態的最終結局，使得原本可能在清明過後逐漸淡出的悼周活動，演變成震動全局的悲劇事件。這從短期看，它加劇了人們對于當局的忿怨。在此後幾 年中，它更如影隨形地困擾著中共的高層政治。
鄧小平的命運和領導班子的調整
4月7日早晨8時， 毛遠新花了一個多鐘頭向他伯父匯報前兩日的動態後，毛澤東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其實也是周恩來死後，他在一月底所未了結的問題，即處置鄧小平，和明確權力和 領導班子。如今天安門事發，問題也就更加刻不容緩。原先毛澤東對毛遠新指控鄧小平組織天安門暴亂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他夸大了廣場群眾對鄧小平的支持。毛 遠新說“反革命……公然打出了鄧小平的旗幟，狂妄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但現在毛澤東則認為情況不同了，也不再猶豫了。于是他批示“性質變了，據 此趕出去…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之後又加上，“華國鋒任總理。”（即不再是代總理）。他指示毛遠新找政治局開會傳達，但點明鄧小平、 朱德、葉劍英、李先念，和甦振華，不得出席。後來他又決定只把甦振華排除在外，令人不解。但總之，這意味著老革命家們在權力台上只能靠邊站，直到他死後。 當天下午，政治局開會時，毛澤東顯然又覺得這一安排還不夠明確。所以又送去了一道命令，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這可是一個空前未有的頭餃， 明白無誤地把華國鋒擺上了接班人的地位。政治局當然義不容辭地通過了毛的提議。晚上8時，兩個決議通報全國，一是宣布華國鋒擔任的新職務，二是宣布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撤消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決議”完全引用了毛的原話。
一如既往，鄧小平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毛澤東的手中。這回，毛再度給了鄧一線寬容，允許保留黨籍。盡管鄧的定性已升格為敵我矛盾，只要保留黨籍，鄧小平便仍有機會“改過自新”，東山再起。實者，毛的保鄧尚不只此。4月7日 政治局開會時，江青和張春橋揪住鄧小平問題不放，指控他上了廣場指揮暴亂，還說現在問題暴露了，群眾可能揪走鄧小平。華國鋒大約也想保護鄧小平，故意擋開 了這一指控，說這事得問鄧小平本人核實，弄清真相。由于當時不見有人自願找鄧小平查明，江青便指定汪東興來辦。汪東興當年曾奉毛令，關照過放逐江西的鄧小 平。他還真擔心有人會抓鄧小平，便私下先來到毛澤東住處，直接向毛請示，匯報了政治局討論的情況。顯然，毛澤東根本不信鄧小平會在廣場上活動，反而重提小 平為劉冰轉信的事。換言之，在毛本心，鄧的問題不在天安門事件，而在于一九七五年秋後所為。當談到鄧小平可能受沖擊的事，毛澤東說︰“不能再沖擊，不能抓 走。”，問汪有無辦法。汪東興乃建議把鄧小平轉移至其它安全住處，毛澤東完全同意。
汪東興馬上執行了毛的指示。當然也趁機就江青的指控詢問了鄧小平，鄧小平否認有此一舉，說只到廣場附近的北京飯店理了一次發。汪東興回到政治局後，向大家重復了鄧小平的回答，但對轉移之事則隱而不說。在後來幾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果然抱怨鄧小平“不知跑哪去了”。第二天，4月8日， 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當然是希望毛能看到的信），就保留黨籍一事表示感謝，並說他完全擁護華國鋒出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雖說在當時的條件，鄧也只能表示擁 護，別無他途，幾十年之後，鄧小平的女兒則補充說，鄧小平當時的擁護華國鋒是完全真誠的。畢竟這是個關系到中國命運與前途的決策。此外，鄧的態度也說明了 老革命家和體制派的文革受益者在根本利益上是大體相通的。從這以後，鄧小平滯居于北京，幾近乎與世隔絕的狀態（按，當時曾謠傳鄧小平逃亡廣州，接受許世友 保護 ）。在這一嚴密控制下，他的日常需求和人身安全唯有依賴汪東興。
在 鄧小平解除一切職務的同時，華國鋒明顯躍升為“第一線”的頭號領袖，而不再是先前那種曖昧尷尬的地位。這的確是黨內權力重新分配格局中的根本變化。這一加 強華的地位的安排，不僅在名義上確認了華的接班人地位，作為第一副主席，華國鋒也首次在黨內體制中，位居于副主席王洪文和常委張春橋之上。至于他是否開 始，甚至先前已經負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們並不完全清楚。但即便王洪文保留了日常行政權，他也必須從此听命于華。天安門事件隨後，華國鋒和王洪文兩人 聯合具名向各地發電，解釋中央的政策，並組織慶祝粉碎天安門動亂的“勝利”。這也是一把兩面刀，刀的一面是毛所期待的華、王合作，另一面卻是黨務職責糾纏 不清，容易增加二人間的不信任，尤其在毛澤東去世之後數日。
華 國鋒在政府系統中的升遷則比較直截了當。他不再是臨時代總理了。這也意味著張春橋對總理一職原先可能懷有的期望落空了。（但並無跡象顯示張春橋表現出了人 們通常所說的極度失望。他深知並領受毛澤東要他輔佐華的旨意，正如半年後毛臨終時委托葉劍英輔弼華國鋒一樣。） 然則以黨政軍三頭大權而論，華國鋒唯一未能掌權的領域就是軍隊。事實上，盡管身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在四人幫垮台之前，他並無任何具體的軍職或權威能對解放 軍發號施令。在這方面，華國鋒大概只有依靠“黨指揮槍”的原則和與陳錫聯相互支持的個人關系，來指揮軍隊。陳錫聯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負責人，是保證軍 隊听命于新接班人的關鍵人物。 最後，到了五月，華國鋒還接管了外交事務。這個任務來得稍遲，大約是他的外交經驗薄弱之故。奇怪的是，此前的三個月里，江青卻主管過外交部的工作。
為了提高新接班人的威望，毛澤東還指示要多宣傳華國鋒。華受寵若驚，不敢接受這種榮耀的吹捧；他試圖限制宣傳，而姚文元則有意壓縮報導。 毛澤東本人對于華國鋒則進一步肯定，他在4月30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後，為華寫下了幾條批示，包括最為著名的“你辦事，我放心”。 華沒有立即公開這一批示，直到“四人幫”被捕後才公布，藉以加強他在領導層及公眾心目中的合法性。但80年 代初華國鋒被迫下台後，人們則說毛澤東這條批語僅僅是就華處理某一小事而發，無關宏旨。但這一說法似乎歪曲了當時的情況，蓋華向毛匯報的，乃是當時的全國 形勢及有關全局的大問題——即批鄧運動不平衡，“有幾個省不太好。”。總之，華國鋒如今擁有了組織名分上的巨大權威，又加上毛澤東的極力呵護。毫無疑問， 毛澤東撒手西歸前選定的接班人終于確立。
毛澤東為什麼看中了華國鋒呢？ 根據披露，毛主席在4月7日與汪東興談話中，道出了他的各種考慮，包括華國鋒的資歷和激進派諸人物的弱點，這其實也反映出他在1月間提拔華國鋒時的同樣思考。 毛澤東認為華國鋒的實際經驗豐富，不論是工業、農業或財政，又是一級一級鍛煉出來的，先是地委，再是省委，最後至中央。華為人忠厚老實、不蠢、公道、忠于黨、忠于人民。毛重申了自己在1月 間的說法︰“他不搞陰謀鬼計，不搞宗派主義，讓他當總理我放心。” “人家都說他（理論）水平不高，我就要選這個自認水平低的。”這話或許是針對高層有人懷疑華的才干而發。（故有一說，謂毛之選華，無非是個過渡人物，權宜 之計。）談話中，毛澤東還以蔑視的口吻談到激進派人物。對當時黨內排位僅次他、十大時選為接班人的王洪文，毛嘲笑說︰“如果讓王洪文來指揮，那麼除了他， 其它人都別吃飯了。”這當是有感而“發”，因有調查反映說去年夏天王洪文在上海私自揮霍了兩萬人民幣。毛又接著談到了張春橋，說他從來不承擔（具體）責 任，“說得多，做得少”。主席也懷疑姚文元的實際工作能力，對江青更做了類似的評價︰“喜歡整人，讓人不好過。不懂工業也不懂農業。” 相比之下，華國鋒就成了最好的人選。
除了這些針對個人素質的評價外，毛澤東大約還有其它方面的顧慮。小平出事，總理亡故之後，中央領導班子的確立，自然刻不容緩，為此毛澤東很可能早在1月間就選定了接班人，卻故意模稜兩可。正如他在林彪事發之後的習慣做法一樣，需要時間觀察，以便最後定奪。從邏輯上說，如果前些日子是華國鋒的試用期，那麼，4月7日的決定，便反映了毛對他自2月 批鄧運動以來及天安門危機時期的表現感到滿意。華國鋒雖然也忠實地貫徹了毛的“批鄧”運動，但他懂得掌握運動的尺度與節制，與江青等人的窮追猛打，大異其 趣。他在處理天安門事件上亦體現出這一態度。這些大約是比較符合毛的本意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危機之前和之後，都試圖控制和避免事態不必要地惡化。比如3月24日，他批準了黨中央通知，把“批鄧”運動置于各級黨委領導下，（而不搞大串連與戰斗隊之類的文革做法。）。4月13日，他又拒絕了毛遠新關于選印天安門反革命詩文的建議。理由是問題已經解決了，“天下已定”沒有必要“畫蛇添足”擴大事態。他在4月30日顫顫巍巍手書大約是他生前最後的文字︰“你辦事，我放心；慢慢來，不要著急。”也無非是對華國鋒穩妥作風的認可與欣賞。
另外，如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待華國鋒的提升和中共權力格局的變化，則天安門危機顯然是一個最為關鍵的變數與轉機。華國鋒作為鄧小平1975年 整頓議程的主要副手，若非有周恩來的逝世及接踵而來的天安門事件，那麼他在不斷加劇的“批鄧”運動沖擊中，大有可能讓人拉下馬來。 但如今周死，遺下了總理的空缺有待填補。當時，華國鋒由于具備充分的行政經驗，讓毛看中了。但毛仍懷疑華的理論素養，也須繼續觀察他的表現。接著，天安門 事件爆發了。這又必須重組中央領導班子。況且，通過天安門事件的反饋，毛也認識到“四人幫”之不得人心，不宜授之大印。至此，華國鋒遂成為天安門事件的最 大贏家。
毛澤東拍板于4月7日 的決議，確立了華國鋒至高的組織地位和政治地位。那麼，“四人幫”的權力分配又如何呢？從表面上看，“四人幫”在“勝利”地斗倒鄧小平之後，中外論者皆以 為“四人幫”的權力與氣勢大為高漲，他們掌握宣傳工具，鼓吹出天安門事件的官方版本，又繼續大搞“批鄧”運動。但實際上他們的權力受到了嚴重的限制。在許 多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中，他們的聲音薄弱。在民間，許多社會階層都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更遑論軍隊的支持了。他們在媒體上打倒“黨內資產階級”的叫囂，並未 引起大規模的群眾呼應。在上層，他們在政治局里沒有幾個同道。試看江青在政治局會上屢屢追問鄧小平的下落，結果卻是不了了之。而張春橋連要求汪東興寫個證 實鄧小平未上廣場的“談話記錄”，都不可得。這些跡象表明，盡管江青貴為主席夫人，眾人不敢招惹，她在處理天安門問題上也施展出僭越過分的影響力，但實際 上，她和她的極左派同伙充其量只是個少數派，尤其是在主子毛澤東過世之後。
造成這一輪權力杠桿傾斜的，自然還是毛澤東，那麼毛澤東對江青和“四人幫”的其它成員究竟是個什麼態度呢？他自1974年 以來，對江青便不乏若干為人所知的批評。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四人幫”處理實際問題的能耐並不愜意，乃至懷疑。但也同樣無疑的，在毛看來，“四人幫”畢竟 是堅持他的文革理想所不可或缺的主力軍；也只有他們才能提供華國鋒所欠缺的理論支柱，為文革壓陣。然亦有論者以為毛對激進派的期許，遠不止此。這包括要把 毛遠新提拔為政治局常委，江青任黨主席，總之是在他死後由江青接替實權。 這一說法主要是根據1980年兩案審理期間江青本人的證詞。江青自稱毛主席在臨終那年4月30日給華國鋒的批示中（“你辦事，我放心”），原本還有一句，“有事找江青”。但後來這句卻給壓下了。 對此，筆者只能猜測地說，就算毛澤東曾經奉勸華國鋒“有事找江青”，也未必意味著讓江青接班。估毛本意，無非是叮囑華國鋒堅守“文化大革命”的理想與價值。總之，在此之前的4月7日，由于天安門事件的變數，毛澤東已經決定性地改變了高層權力的組合。從此中國的高層政治，開始朝著不利于江青一伙的航向飄搖前進。
結 語
對 天安門事件的上述分析表明，我們不但要修正對這場危機本身的認識，也需要改變對毛澤東時代尾聲的中共高層政治的傳統看法。首先是，這段時期仍處于整個“文 革十年”以分化為主導的政治斗爭之中，對清明節的活動也有緊張不安的預期。危機時刻，廣場上事態變化的戲劇性又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做出的反應必然是隨機 應變，乃至臨時起意。我們很難說天安門危機是出于“四人幫”明確的反周戰略所造成的結果。雖說“四人幫”急于批鄧，把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視為轉移斗爭大方向 的陰謀，是促成危機的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對已故總理的不滿和他對追悼活動的壓制，決定了天安門事件的大氣候。隨著危機在民眾層上開展，領 導層不得不倉促應變。一者因須為此局面向毛交待，二者又因群眾的言論已向毛澤東所寵愛的政治局成員和他的思想路線發起了挑戰，到了4月4日還有群眾甚至把批判矛頭直指毛澤東本人。政治局在此應變過程中，盡管不免章法反復，意見分歧，但其主流傾向大體是保持克制。只有江青一人比較一貫地主張鐵腕手段。
在此境遇中，激進主義者與體制派得文革受益者之間並不存在牢固的同盟關系，盡管這兩個團體，甚至靠邊站的老革命家，都不會容忍對毛澤東或共產黨領導的任何挑戰。 毛澤東的批鄧及除鄧，對體制派的文革受益者而言，的確造成了一種尷尬曖昧的局面。他們也只得跟著批鄧反鄧。但多年來共事的經歷表明了他們與老革命家之間，其實才有真正共同的利益。這可見之于以下諸端︰一是政策執行上的表現。特別是華國鋒、紀登奎等人，他們大力執行鄧小平1975年的整頓措施。二是他們與老革命家都強調組織紀律和社會秩序，反對文化大革命式的無政府主義。三是他們看重革命資歷和黨內輩分。對于老革命，他們有著根深蒂固的敬重。 1976年2月之後，鄧已下台，在台上的只有華和江青的兩撥人馬（猶如毛先前所說的︰“政治局就這麼多人”），面臨政治危機，體制派與激進派不得不達成充滿張力的臨時妥協。然一旦毛澤東壽終正寢，這一妥協也就必然跟著壽終正寢了。
通 過天安門危機事件的研究，乃至于從林彪事件之後整個高層政治的動態來看，“四人幫”這個概念或提法顯然難以成立。王、張、江、姚四人，原本只是中共體制中 的邊緣人物，但由于毛澤東出人意料的提拔，先後攀上了權力的高峰，進入了政治局。四人之間在核心的共同利益與激進的意識形態方面，誠然有其相通之處。然 而，有關他們之間的相互憎惡、從未間斷的猜疑和各種雞毛蒜皮的摩擦，也存在著大量的證據。甚至在毛澤東西歸的當月，他們失去了共同的守護神之後，還能見到 這類現象。論者都說四人合謀串通，意圖奪權搶班，但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進行，也沒有弄出一套協同合作、周密無間的政治行動方案。試看在天安門危機期間，江青 為一頭、王、張、姚為一頭，單在如何動武對付廣場群眾的問題上，他們之間就沒能說到一塊去。此外，雖然“四人幫”在今日已成了人們的日常用語，但在整個危 機期間——先是周恩來去世後對極左派的零星抨擊，然後是南京和天安門事件，直到4月5日鎮壓後的數周內——群眾的控訴顯然只針對“三人幫”(即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 而不及王洪文。“四人幫”這一概念，原本不過是毛澤東在僅有的兩個場合隨興所拋的提法，後來竟成了聖諭，其目的不外是讓1976年10月的宮廷政變合法化（按，毛澤東另有隨口說的“五人幫”的提法，包括了紀登奎。）。可是實際上，無論是被召集到北京開會的中央機關、各省市和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人，還是上海當地的極左派，對此前的這一提法都毫不知情。即便在9月 份部分政治局成員商量如何處理極左派時，紀登奎還主張有必要對王、江、張、姚四人加以區別對待。此外，在逮捕四人之後，上海的地方領導人雖然同意江青和王 洪文有罪，卻一直認為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問題，充其量不過是類似鄧小平那種發展為對抗性矛盾的問題，絕不是什麼篡黨奪權。
最後當說一點。毛澤東晚年盡管病魔纏身，處理政務的能力大打折扣，但卻無妨于他對大局的掌握。天安門危機的處理仍然是由他最終拍板定奪、一錘定音。當然，這一掌握不見得非由他本人直接出面不可，政治局自會揣摩他的心思，實現他的意態，諸如4月4日搬走花圈這一關鍵性的決定。因為他們本能地感到需要保護主席的威望，而毛澤東本人在4月5日批準使用武力，則是一個更為關鍵的決定。盡管這一決定禁止使用致命殺傷武器，它還是違背了大多數政治局成員企圖避免流血的努力。完全可以這麼說，毛澤東的“路線”在整個危機期間是至高無上的，也是不可違抗的。堅持這一路線，乃是任何政治局成員的第二天性。其實，自文革以來，及至毛的晚年，在不同的政治階段里，無論是極端的文革歲月，還是1972年與1975年的溫和政策，听毛主席的話、走毛主席的路線，正是中共高層政治的根本特征。
（附記: 為節省篇幅，全文86條注釋在此從略）
作者簡介︰
孫萬國 (Warren Sun)，台大外文系畢業，修習英美文學，後于澳洲國立大學改習晚清民初思想史。其博士論文專注于胡適所稱古典中國最後的學術大師章炳麟，並撰有《章太炎年譜摭遺》、《莊子哲學思想的三大環樞》、《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與唐文標合編）《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並刊發“章太炎與王陽明—太炎思想的兩個世界”、“章太炎與魯迅—師徒兩代的學術糾纏”、“半山與二二八”等論文多篇。其後先任悉尼大學高級研究員，1996年轉往Monash大學執教，嘗任中文系主任數年。近十余年輒致力于中共高層政治的研究，與Frederick Teiwes教授合著有以下諸書︰《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形成—從王明歸國至七大召開》、《中共的農業政治與1955年合作化高潮的爭論》、《騎虎難下—林彪的文革悲劇，1966-1971》、《中國的災難之旅—大躍進時期的菁英政治，1955-1959》、《毛澤東時代的終結—文革尾聲的中國政治，1972-1976》。
作者英文簡介（http://arts.monash.edu.au/chinese/staff/wsun.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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